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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普查争议难平,问题究竟何在?②

地价下跌与狭窄的选择空间成为农户不安的根源 姗姗来迟的补救措施为“农地银行”,能否承受汹涌而来的农地成疑

By 미래농업매거진 - 未来农业杂志 - · Updated · 8 views

6月11日,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宋美龄在华城市八滩面行政福利中心视察农地全面普查推进情况。/ 来源=农林畜产食品部

6月11日,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宋美龄在华城市八滩面行政福利中心视察农地全面普查推进情况。/ 来源=农林畜产食品部

[青年后继农业新闻=金道元 记者] 问题的核心在于,能否如最初构想那样通过降低农地价格来实现重新分配。唯有在消除农户忧虑的同时选择恰当的政策,才能达成既定目标。然而,与青年农民不同,对于既有农户而言,地价下跌便意味着资产价值缩水,因此忧虑依然难消。此外,尽管政府出台了替代方案,但农民实际上可选择的余地依然十分狭窄。同时亦有观点指出,负责农地分配的农地银行在承载能力上也显不足。

第一个导火索是农地价格。若因投机需求导致地价上涨,这一负担便会转嫁给寻求土地的青年农民和返乡务农人员。若对投机性农地发出处分命令,便能增加土地供给,并通过向市场释放绝不容忍投机行为的信号来遏制投机需求流入。因此,这有望减轻青年农民的负担。然而,既有农户的利益诉求却截然相反。农地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申请农业经营贷款的抵押物,对高龄农民而言更是用于变现或转换为农地养老金的养老资产。如果政府严格执行《农地法》,将以往惯例定性为违法并诱导处分,农户自身的资产储备就会减少。此外,在需求流入减少的同时土地供给增加,可能导致市场萎缩。换言之,农地价值下跌、交易量减少,变现能力将随之恶化。

政府则对普查后农地交易量和交易价格下跌的主张划清了界限。9月17日,农林畜产食品部发布新闻通稿称,今年1至7月上半年交易量同比增长2.2%,农地实际成交价在2022年加息周期急剧下跌后,近期跌幅已有所收窄。但根据议员姜升圭从农林畜产食品部获取的资料显示,政府并未单独制定关于农地监管强化对价格及交易量产生影响的分析报告。虽然目前难以断言“全面普查导致农地价格暴跌”,但若认定今后毫无影响也为时尚早。

农户的忧虑依旧存在。他们认为,即便实际成交价尚未出现波动,但业主的议价能力已遭削弱,挂牌价随之下跌。一旦通过全面普查被认定违法,便会产生“处分义务”,业主必须在直接出售、恢复自耕、与农地银行签订委托出售合同中做出选择。委托出售合同是指委托农地银行寻找买家促成交易的合同。因此,如果难以自耕,无论通过农地银行还是自行处理,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出售(参见第①篇)。此时在出售过程中,“处分义务”的存在相当于贴上了违法持有的标签,会拉低业主的议价能力,其结果便是挂牌价下跌。(2026年9月29日,CBS广播《朴成泰的新闻秀》高兰 记者。)这一情况在收到“处分命令”后进行出售时同样适用。

三陟的一处坡地。坡地的购买与租赁需求通常较为低迷。/ 来源=pcamp,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三陟的一处坡地。坡地的购买与租赁需求通常较为低迷。/ 来源=pcamp,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不少人明确抱怨政府的替代方案并未给既有农地所有者提供切实的退路。首先,在收到“处分义务”通知之前,业主很难主动纠正违规行为实现正常化。在这一阶段,业主可以通过恢复自耕、向农地银行或第三方出售、向农地银行委托出租这几种方式实现合规。“惯例性租赁”因已有实际耕作人,可通过向农地银行申请委托出租来解决。但不属于此列的高龄农民、继承或离农农地、无出入道路的死角地(盲地)及坡地等,因业主自身情况或耕地条件限制难以自耕,且无现成耕作人。因此若想实现合规,要么卖给农地银行或第三方,要么委托农地银行出租以寻找承租耕作人。问题在于,受农村老龄化影响,购买和承租需求几乎停滞。已有诸多报道反映,即便将地价降至公示地价以下也无人问津,即便偶有需求,盲地、坡地等条件恶劣的农地也极易被冷落。向第三方出售或委托出租无异于“画饼充饥”。

农地银行同样不会无条件收购农地。首先,其收购总量有着明确的上限。面向难以持有农地及自耕业主的“公共租赁用农地收购项目”,总收购规模在2025年为2500公顷,2026年为4200公顷。此外,若超过各地区的收购单价上限,或属于盲地、坡地、小规模地块、形状不规则、交通条件较差的农地等潜在需求低迷的土地,从项目宗旨来看很难被纳入收购对象。即便农地银行出面收购,业主所获价款也仅相当于资产评估价,而有观点指出,评估价通常比市价低20%至30%。(2026年9月29日,CBS广播《朴成泰的新闻秀》高兰 记者。)即便想在“处分义务”下达前纠正违规,也只有无法实现或贱卖重要资产这两条路可选。

即使产生“处分义务”,要想正常化也同样困难重重。业主必须在1年内出售给第三方,或者恢复自耕并在与农地银行签订委托出售合同后维持3年,方能解除“处分义务”。然而,正是由于缺乏自耕能力或缺乏买卖租赁需求而难以正常化的农地才会背负“处分义务”,因此到头来,唯一的实际选择依然是通过农地银行。负有“处分义务”的业主虽可向农地银行申请委托出售,但正如前文所述,“处分义务”本身便是一道标签,极大增加了农地被低价贱卖的可能性。无论是在承担“处分义务”之前还是之后,农民的选择空间其实没有任何改变。

若业主不愿贱卖资产而继续持有,就会被下达“处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业主必须出售给第三方或申请由农地银行收购。与此前阶段相同,直接出售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因此切实可行的出路再次仅剩农地银行。然而,一旦申请农地银行收购,业主只能拿到公示地价甚至更低的周边实际成交价,损失惨重。若连这也予以拒绝,每年将不得不承担相当于资产评估价与公示地价中较高者的25%的履行强制金。按照现行方案,无论农户在“处分义务”下达前、“处分义务”下达后,还是“处分命令”阶段做出何种抉择,最终都会走向①现实中难以实现、②廉价处置,或③承担履行强制金的境地。这无异于陷入了充斥着不可能或受损的“三难困境”,这也是农户不满情绪久久难以平息的原因。

对此,党政方面提出了以“委托管理”作为核心替代方案。其宗旨在于反映购买与承租需求不足的现实,为农地所有者提供一条规避被认定为违法的追加途径。一旦落地,农户在收到“处分义务”之前即可申请委托管理,农地银行则负责受托土地的管理与恢复。在政府构想的“查处投机与闲置农地 → 供应市场 → 转移至实际耕作者”的过程中,这构建了一个由农地银行在中间承接市场无法消化的存量的架构。

7月7日,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宋美龄来到韩国农渔村公社全州完州任实支社,视察农地租赁交易现状。/ 来源=农林畜产食品部

7月7日,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宋美龄来到韩国农渔村公社全州完州任实支社,视察农地租赁交易现状。/ 来源=农林畜产食品部

然而,农地银行能否切实履行好这一职责仍存疑问。因为在全面普查和修订《农地法》已经强化农地银行角色的背景下,若再通过特别法追加“委托管理”这一新功能,其担子将更为沉重。据农林畜产食品部统计,基础调查结果显示涉嫌违反《农地法》的农地约达30万公顷。今年针对涉嫌违规农地的深度调查收尾后,计划从2027年起启动行政处分程序。

在行政命令程序定于明年启动的背景下,若要如党政部门承诺的那样避免造成农村惯例大面积违法化,就必须在行政处分下达前完成正常化调整。然而,在自耕、出售等除农地银行以外的途径难以走通的局面下,这可能导致农地银行不得不通过收购、委托出租、委托管理等方式分流接盘大量房源。事实上,委托出租方面的需求增加已成为现实。据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今年5月18日至9月14日约4个月的时间里,新签订的委托出租合同总面积达10909公顷,按面积计算同比增长约85%。政府对此评价称,“全面普查正成为将地下租赁转变为合法稳定关系的契机”。随着行政处分临近,新增委托出租合同的规模预计还将进一步扩大。而需要农地银行亲自管理、恢复并寻找使用途径的委托管理,则构成了另一重负担。

行政处分下达之后的问题同样棘手。与以往仅筛选约30万公顷进行调查不同,此次全面普查的对象覆盖全国136万公顷。并且普查分基础调查与深度调查两次进行,结合了现场调查员与无人机等尖端技术,因此收到“处分义务”及“处分命令”的土地面积和比例极可能较以往大幅增加。这意味着委托出售及收购业务的负担也将随之加重。为此,政府计划将农地银行的总收购规模从2026年的5230公顷扩大至2027年的6800公顷。尽管农地银行的职能正在迅速铺开扩大,但在人力、预算、管理体系等配套支撑方面却未见充分方案出台。更有甚者,如果农地银行疲于应付全面普查带来的农地善后工作,导致无法将农地物尽其用进行合理配置,恐将与原本促进农村代际交替及农地再分配的目标背道而驰。

口号走在前面,补救措施步履维艰……能否取得成功?

争议扩大的根源之一,在于政策的切入路径与沟通方式。政策往往先释放强硬信号,事后再追加补救措施,但即便如此仍让人觉得不够充分。上月29日,西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许准荣也指出,强力政策先行、救济措施事后跟进的做法与房地产政策如出一辙。(2026年9月29日,CBS广播《朴成泰的新闻秀》许准荣 教授。)这意味着政策设计与阐释滞后于口号的模式本身就会加剧不确定性。也有批评指出,从一开始未从农业和农民出发,而是从首都圈单极化和遏制房地产投机的角度切入农地问题,才是忽视一线呼声的根本原因。

农地归根结底是农业与农户的立足之本。必须把对农业和农户的影响置于政策的核心位置。既然补救措施姗姗来迟,眼下就必须跟进关键举措,为农户提供切实的退路并切实充实农地银行的业务能力。今后特别法等具体方案能否在消除一线忧虑的同时贯彻政策初衷,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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